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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张建明：中医与我是彼此的幸运
[b]张建明：中医与我是彼此的幸运[/b]
稿件来源: 2008-4-20 解放网-新闻晨报 作者： ■晨报记者许莽
[b]中医突围[/b]
四月，周末的下午，张建明的私人诊所里，一如往常。候诊的病家安静地等待着，遇有相熟的，轻声交谈几句。进门处，是两本厚厚的、已经差不多写满了的留言簿，其中大多是病家对张建明医术的赞叹和对其本人的感激，当然也不乏抱怨和质疑。仅仅从表面上看，似乎并没有太多明确的迹象显示，中医——这个日渐委顿乃至颓败的行当能够在嘉定一隅得以光复和兴盛。诊所开设四年多来，耀目的名衔依然不曾降临到张建明的头顶，关于这位“江湖郎中”的种种议论也始终存在。然而，毕竟还有其他一些事实让人不得不对张建明产生好奇，比如，他普通和特需门诊的诊费一直保持着国内最高价格的高位运行，而翻开导医台的预约簿，普通门诊的预约已排到了九月份。
[b]张建明：“中医与我是彼此的幸运”[/b]
要“内心感激上苍和岐黄赐我的知遇之恩，我与中医的相遇结缘是彼此的幸运”。张建明说得如此豪迈。那一刻，中医似乎已不像是面临一次悲壮的突围，而更像是迎接一场喜庆的凯旋
[b] 中医还有出路吗[/b]
抛开是非之辩，自2006年底掀起的那场围绕中医存废问题的网络大争论终究起到了帮助人们进一步认识中医现状的作用。整体疗效的明显低弱，人才培养机制的不完善，从业人员待遇的不理想等等，诸多因素互相关联、彼此影响，继而造成了中医、尤其是传统中医越来越趋向衰亡的悲哀现实。一位泰斗级的中医大家不久前曾经说过：“再这样下去，我们这一代就将成为中医的‘完人’，不是完美的‘完’，是完蛋的‘完’！”
所幸，从中央决策层到政府主管部门，都对中医学的现状给予了充分关注和高度重视。2007年7月，由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吴仪牵头的“中医中药中国行”大型科普宣传活动正式启动，将历时三年，旨在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中医药事业的指示精神，让中医惠及全国更多百姓。而在今年3月份全国两会上温家宝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人们也读到了“大力扶持中医药和民族医药发展，充分发挥祖国传统医药在防病治病中的重要作用”这样的关键表述。
来自国家层面的撑托显然是中医的福音，但在张建明看来，诸如政策、法规、资金、设施等都只是外部条件，而中医振兴的决定性力量取决于自身而非外部。只有自身强盛了，中医生存和发展过程中遇到的所有困难才会随着时间推移不断得到解决。
“归根结底，核心问题是疗效，而疗效问题在临床”，张建明说，“得让病人发自内心地相信，中医是能治好病的。现在一到感冒发烧多发季节，医院里吊针的挤都挤不下，但有多少人会去吃中药？事实上在我这里，任何急性感染性高烧，一张方子，最迟两天，十有八九有效。”
“中医缺少广泛的社会基础，已沦落到只能用来调理的境地。遇到急、重、险的病，首先找的肯定是西医，西医不行再找中医，死马当活马医。”而来张建明诊所求治的大多正是这一类病人，辗转各大中西医院无效，听闻上海嘉定有一张建明，擅治各类疑难杂症，于是急急赶来，把他当成一根救命稻草。
救命稻草也许可以成就张建明一个人，但眼下，中医药事业需要的是一整片孕育着生命希望的麦田。而通往这片麦田的唯一路径，张建明认为，一是继承，二是临床。业内外有这样一种意见，即中医疗效整体性低弱的原因是西医学的强劲以及中医自身没有创新发展和实现现代化所造成的。而张建明的观点却是：失却了对传统的全面、正确和良好地继承才恰恰是中医大衰的根本原因。在中医现代化、中西医结合早已成为主流发展方向和实际操作手段的形势下，张建明回归经典回归传统回归临床的学术思想令人耳目一新。事实上，从医三十载，他走的一直就是这样一条继承传统之路。目力所及，张仲景的身影在历史的深处傲然伫立，《伤寒论》中的宏大启示时刻盘旋在张建明的脑际。“张仲景教会了后世的中医怎么看病，我要做的，就是把张仲景的智慧衔接于当代，切换到临床，使人更好地应用中医”。
从某种角度而言，正是因为三十年来从未脱离临床，张建明才走到了今天的地步。他常常把自己形容为一个中医的战士，“临床就是中医的主阵地啊”，他感叹道，“只有拳不离手，曲不离口，才能做到学而知，知而熟，熟而巧，巧而出新。遍视一部中医史，任何一个理论大家必然同时又是临床大家，概无例外。现在呢？主阵地丢失了，中医已无硬仗恶仗可打了，中医院里的床位变成了西医病床，对病人采用的中西医疗法程序上大多先西后中，西穷再中。这样的临床只能是中医的伪临床，技术无法熟练精到，自然也无法产生令人满意的疗效。”
谈到时下中医学界盛行的“治未病”理论，张建明同样态度鲜明：“说是把中医的战略重心前移，但我觉得此举实是被迫无奈的溃退，主阵地上都打不好，谈什么战略重心前移？‘未病’固可谈，但现在‘既病’都看不好，还大谈什么‘未病’？有些人想法一套一套，要我说，没有至少20年扎实的真临床，你对中医就难有发言权。”
[b] 一个人的突围[/b]
犹如一座四面受困的城池，中医已面临存亡之际。需要有人突围出去，为振兴中医杀开一条血路。没有人把重任交给他———他不是教授，不是什么学科带头人，没有供职大医院的职业背景，他只是江湖传说中的“嘉定张建明”。
然而，单枪匹马的他，却有着睥睨千军万马的雄心和成就一代霸业的野心。而这样的追求来自他对自身的深刻认知。他说，他无比清晰地看到了自己天赐的慧心、充满悲悯的善心以及对事业和每一位病人的真心。
与四年前刚开诊所时相比，他似乎变得更有力量了。病家的口口相传把越来越多的患者引到嘉定这条略显偏僻的小街，开张伊始，候诊的病家人满为患。出于确保诊疗质量的考虑，张建明实行了经济手段和限额预约制度来控制门诊量，在接诊之余，则把有限的精力更多地用于学术研究和理论创新。
“大方合治法”曾经帮助张建明闯出名声，而现在，他试图通过更新的理论把自己的力量展示给更多人，同时也让更多人感受到中医已被长期遮蔽的真实的非凡力量。基于丰富的临床经验和充分的研究思考，他的学术思想体系已经形成，概括来说，他提出中医诊病应以侧重疾病共性的辨病论治为主，其方式应是兼合辨病和辨证的“辨机论治”。认为“因人而异，百人百方”的只讲个性不讲共性的辨证论治并非中医诊病的最高境界和本质特点。又创立了治病的“病机中心论”、“药量峻用法”以及依据天变而人食病药皆变的特点，提出了现在病因以热毒痰瘀为主的“新病因观”等，因而有助于在完成哲学上的自洽性的同时，全面提升了中医的学术和临床力量。
在首创“辨机论治”理论的基础上，张建明还提出了“类病同治”的学术主张。虽然中医传统中已有与之相似的“同病异治”、“异病同治”概念，但“类病同治”很大程度上更新了中医审视认识疾病的角度和方法，变平视为鸟瞰，变单个为板块，从而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恢复了传统中医的原貌。根据张建明对“类病同治”的阐释，一些传统的病虽以病的名称出现，但本质上更多更主要地含有证或症的意义，如眩晕、头痛、消渴等，可以不管从西医上讲属于什么病，只要用辨证的方法判断其为气虚不足者，皆可用补中益气这一相同方药治疗。而“类病同治”之“病”指的则是对病机相同或类似的多种不同之病，可以用同一方法治疗。譬如，牛皮癣、神经性皮炎、湿疹、红斑狼疮等病，其病机皆属湿热毒生；血管神经性头痛、失眠、高血压、自闭症、多动症、癫痫等，其病机皆基本类属肝火阳亢（风动）；糖尿病、高脂血症与痛风，皆类属于痰脂湿热淤血；类风湿性关节炎、多发性肌炎、强直性脊柱炎、眼肌型重症肌无力、白塞氏病等，类属邪毒风湿正虚；甲状腺囊肿或结节、子宫肌瘤、卵巢囊肿、乳腺小叶增生等，皆类属于肝郁火胜而气滞血瘀痰结，而各种癌症与良性肿瘤所治之不同仅在于解毒法的施用与否；各种炎症性肾病与慢性肾功能不全，其基本病机都是湿热毒化血瘀肾虚，仅程度轻重不同；各类过敏性疾病不外寒或热再加正虚；各类感染性发热也无非风寒或热胜；顽固性支气管炎、支气管扩张和其他肺部炎症性疾病，病机类属于肺热而失宣肃；哮喘和肺气肿多寒胜肾虚；痛经和闭经不外虚、实或虚实错杂三型，……诸如此类，只要病机相同或类似，皆可用成熟的固定处方通治。
由此，一张整体性的应对人类基本病谱的蓝图就在张建明眼前铺陈开来，并业已在实践中取得了初步成效。他认为，一旦在该理论指导下的通约性治疗能够有进一步的全面突破，则中医全面复兴将不再是妄言，而真的只是时间问题了。“内心感激上苍和岐黄赐我的知遇之恩，我与中医的相遇结缘是彼此的幸运”。张建明说得如此豪迈。那一刻，中医似乎已不像是面临一次悲壮的突围，而更像是迎接一场喜庆的凯旋。
神医还是骗子？“江湖郎中”似乎总摆脱不了这种非黑即白的角色定位。收费低廉些倒也罢了，病治不好，病家顶多也就抱怨“白来一趟”，偏偏张建明的诊费又高得吓人。
这里是“解放区”，但也不可能解放所有人
“我总是跟病人讲，别的地方没有希望，我这里可能有希望，别的地方希望小，我这里希望可能大些，仅此而已。虽然我一定会尽心尽力，但你不能逼我包愈。”
诊所开到现在，太多的人在这里获得了生命的救赎，那些被大医院“判死刑”的病家从张建明手上拿到了“发回重审”的文书。成功案例堆积成叠的病历中蕴藏着类似的信息———重病，险病，怪病，任意翻开几本，就足以难倒一个寻常的医家。
听一些常来复诊的病人描述，候诊室里通常是安静的。如果不是对这块充斥着各种病魔的生死战场有所了解和尊敬，你完全有理由把它当作一家普通的牙科诊所。而真相呢？平静的表象下，哀鸿遍野啊。好多都是走投无路的人。想想也是，就中医目前的窘迫现状，不到山穷水尽，谁会想起“嘉定张建明”？不是万不得已，谁会舍得几百元一次的诊费？又进不了医保。
也有一些病家满怀希望而来，却带着失望离开。这失望很可能就等同于绝望。“张医生这里是最后一站了，他看不好，别的地方也不用去了。”那天采访时，一位病人说道。然而，正所谓期望越高，失望越大，当张建明的神奇逐渐传播开来的同时，也注定了他将失去一部分病人的理解和宽容。他们似乎忘记了，张建明作为一个人———而不是神，终究也会力有不逮。
偶尔，诊所里会出现不快。病家由于治疗不见成效，情绪偏激，而张建明本来也就不是一个好脾气的医生。“曾经有病人把我这里叫做‘解放区’，但即使是‘解放区’，也不可能解放所有人的”，张建明多少有些无奈地说，“我总是跟病人讲，别的地方没有希望，我这里可能有希望，别的地方希望小，我这里希望可能大些，仅此而已。虽然我一定会尽心尽力，但你不能逼我包愈。”
“先生这两年脾气其实好多了，碰到不讲理的病人，过去他会怒发拍案，现在能和则和。”他的门生袁宇晓说。而按照张建明的说法，遇上看不好的病，他最大的痛苦其实不是来自病家的抱怨、责怪乃至背后的辱骂，而是在于“我应该把它拿下，但思维未及”的深切自责。
最令张建明感动的，是病家的坚持；最令他无法承受的，是病家的殷殷托付和不变真情。“一般，病人来之前会有一个心理预期，或者三次、五次，或者半年时间，过了这个限度，要是仍无起色，有些就会怨声渐起，有些就不再来了，但也有些病人，真的就会一直坚持下去。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位白癜风患者，来了两年也不见好转，但他从无怨言，也从来不问‘张医生，我的病到底什么时候能看好’。唉，每次他来，我都如坐针毡愧情难抑，心里承受不住这份深沉的信任啊！也是承蒙病人的坚持和真情，后来我到底找到了突破口，现在他情况明显好转。”
张建明坦承，每位有成就的医生肯定会“牺牲”掉一部分病人。“有的病人，他来的时候，我可能对这个病还较生疏，但从他的失败中，我有了一二分心得；又来一个病人，也失败了，但我的心得增加到了三四分，这样渐渐累积，如果某个病人来的时候我正好找到了攻克这个病的方法，那他就能享受而不用‘牺牲’了。俗话说，来得早不如来得巧，真是如此啊。对顽症的研究攻克总会有个先后次序。”
正是那些重病、险病和怪病，逼出了现在的张建明，让他有机会涉足那些医学的险恶之地。而一路高歌猛进的他，惟愿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加速突破，减少“牺牲”。“‘解放区’虽然不可能解放所有人，但我真心希望并努力能够更快地解放更多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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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色西装，白色衬衣，领带，稍凉一点的天气便添一件鸡心领毛衣——多少年了，张建明的装束始终不变。而在西装内插袋里，时刻放着一支“三星”录音笔，过去则是一个迷你录音机。这种通常只有记者和侦探才会随身携带的物件竟然出现在一个中医的口袋里，似乎不得不令人对张建明产生更为浓厚的兴趣。
“在我看来，最大的医德就是八小时工作之内竭尽心力救治病人，工作之外依然竭尽心力思考和研究治病的方法，而主要不是体现在态度万分和蔼或者虚与应付上。”
[b] 随身携带录音笔的“殉道士”[/b]
“积之于平日，得之于俄顷”，张建明的这番话其实已暗示了录音笔的由来。对于他而言，思索和体悟是不以明确的时间段来划分的，治病的方略时刻在他脑际盘旋，而灵感的生发可能出现在任何瞬间———刷牙的时候，吃饭的时候，散步的时候，甚至是睡梦中。这时，录音笔可以帮助他记录下宝贵的灵感。
对于张建明的医术，从各自的立场，人们或许有不同的评价；但他的勤奋和为中医献身的那种痴狂，则无疑是每个了解他的人的共识。在工作中累到晕倒的故事已经显得陈旧，当然，这种个人的坚守和砥砺通常也不容易产生太多可供外人评头论足的新鲜话题。殉道士总是那样孤独而决绝，用世俗的眼光来看，其精神世界和生活内容远远谈不上丰富精彩。除了中医，他还有什么呢？可有了中医，他还要什么呢？
他的一位朋友曾经用“自虐”和“自恋”来形容他，他不嗔反喜，因为说准了。和装束一样，他的食谱———说食谱其实有些过头———也是一成不变的：早上一根糖年糕，中午和晚上各半碗饭，菜也从不讲究。他不知所谓的娱乐、休闲或者健身到底是些什么东西，他甚至记不清上次看电影是在几岁的时候。他是一个真正与时间赛跑的人，对于人生的成败输赢，他有着自己固执的理解。
交谈中说到医生的医德问题，他的理论又蹦出来了：“在我看来，最大的医德就是八小时工作之内竭尽心力救治病人，工作之外依然竭尽心力思考和研究治病的方法，而主要不是体现在态度万分和蔼或者虚与应付上。”
他同时又是极端自恋的。“我常常禁不住赞叹自己：才高而不自矜，极富思辨又不学究，胆略谨慎兼备，吃苦耐劳，恪守原则又性情浩荡，真诚恶伪，胸怀中正而开放，我蛮全面的。除了不注意健康和脾气急躁外，我真的不知道自己有多少不好。”
这些年，除了在治病方面追求更大的突破，张建明最牵挂的事就是希望能找到几位满意的学生，当然，这一过程是艰难的，因为以他的天资和个性，必然要求学生身上有自己的影子，至少是具有局部的共性。
上海中医药大学的在读研究生阮兰英如今已成了张建明的得意门生，说到拜师的经历，师徒俩都颇多感慨。“刚开始小姑娘的父母坚决反对，希望她毕业后能在大医院里找一份稳定的工作，而这里毕竟是私人诊所，觉得没有保障。”张建明说。阮兰英则不顾父母的阻拦，一心要跟着张建明学艺，最后感动了父母。“我感到自己骨子里有一份中医的性情，而我想像中的古代中医大家就是先生这个样子的。所以我要来，没有太多别的想法。”女孩的想法的确单纯，她甚至从来没有向张建明询问过待遇之类的问题。从中，张建明看到了一份纯粹的带有传统色彩的殉道精神，这在当下社会，犹显可贵。
坐在张建明的对面，今年夏天就将获得硕士学位的阮兰英做着抄方的工作，她的同伴是自己同系的研究生师弟丁晟荣。张建明戏言他现在也是“博导”了，因为他的近十名门生中还包括着一位博士。他们的事业将从这间斗室展开，而他们坚信能在这里学到真正的、最好的中医。
[b]战斗：用中医之匙开启艾滋之门[/b]
去年年底，晓苏（化名）第一次来嘉定找张建明的时候，两人有过这样一番对话———“谁介绍你来的？”“圈子里介绍的。”“那怎么知道我可看这个病？”“他们说你什么病都看。”
晓苏得的是艾滋病。“那天也是我第一次接触艾滋病患者”，张建明回忆道，“他的左手无名指有一块比赤豆略大的肉芽肿，其他症状主要是全身乏力。”第一帖药下去，十天之后复诊，张建明判断肿块缩小了大约四分之一，可晓苏坚持说，“不止四分之一，应该有三分之一”。又接连服了五个月左右的药，肿块消失了，全身状况也明显改善，关键的CD4指标已经明显升高。
说来也巧，晓苏到来之际，恰逢张建明“动一动艾滋病”的想法萌生之时。最近几年，张建明在探索“类病同治”法的过程中对各相关门类疾病的共性不断产生新的理解，就拿由毒邪引起的那一类病来说，无论是乙肝，还是尖锐湿疣、人类乳头状瘤病毒（可致宫颈癌）以及生殖器疱疹，就中医而言都是病性相同的。张建明大约经历了三年时间，基本摸出了生殖系传染病这一块领域中的脉络，而去年下半年，随着这些病的进一步全面突破，张建明突然想到：既然艾滋病也是病毒，能否应用“类病同治”的理论而借用治疗病毒类病的成熟处方呢？试试看。
给晓苏开好第一张方子的时候，张建明说他虽然有一种好的直觉，但毕竟心里还是没底。也许是天意要帮助张建明建立信心，就在晓苏来了两个星期之后，第二位艾滋病患者也找到了张建明。
这个病人主要表现为极度虚弱和胃口不好，每天必须长时间午睡，否则无法支撑。方子下去，病人复诊时说第二天就不用午睡了。吃了张建明近三个月的药，去医院查CD4指标已经正常。不懂指标好坏的病人慌了神，张建明却放了心———对于艾滋病来说，病毒量下降为好，CD4则是上升为好，通常高于500即属正常。
现在，就等病人半年一查的病毒量指标的复查结果了。而就在本周四，刚刚经过复查的晓苏传来了令人振奋的喜讯：他的病毒量指标已从5个月前的18万下降到了1.3万。
就这样，张建明为原本看起来不可能产生任何关联的其他病毒类疾病和艾滋病搭建起了桥梁。尽管两个病例的初步成功还不能说明太多问题，但张建明却已敢放言对攻克艾滋病已有了必胜信念。也许，现在他需要做的，仅仅是等待。
而另一个值得一提的细节是，基于一种细致周到的人文关怀，张建明特地另外找了一个处所专门为艾滋病患者施诊，他说他不愿意让其他病人产生哪怕从科学角度来说是不必要的过度恐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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