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草纲目》明代伟大的医药学家李时珍穷竭毕生心血所著就得一部旷世之作，它集明代以前药学之大成，其收药之多，规模之大，质量之高，在当时是空前的，是我国中医药发展史上重要的里程碑。

1．大医学家李时珍

李时珍（1518～1593年）是我国古代著名的医学家、药学家、博物学家，为我国医药学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他博极医源，托医寿世，集明以前医药学之精华，汇千家之言而成一学。其毕生的研究成果，集中反映在《本草纲目》这部巨著之中。

李时珍出身于世医之家，自幼便习读医书，随身为名医的父亲李言闻看病抄方。由于“读书不治经生业，独好医书”，故三次赴试均未中举，遂决心随父学医，24岁时开始正式行医。他不顾当时“上层社会”歧视民间医生的不良习气，立志为民众解除疾苦。他刻苦钻研前人的医药学著作，并不断与临床相结合加以验证、总结。在此过程中，李时珍发现历代本草著作中存在不少错误，“舛缪差讹遗漏不可枚举”。“至如重建平之防风，弃槐里之半夏，秋采榆仁，冬收云实。谬粱米之黄白，混荆子之牡蔓。异繁缕于鸡肠，合由跋于鸢尾。防葵狼毒，妄曰同根；钩吻黄精，引为连类；铅锡莫辨，橙柚不分”，内容涉及药物来源、品种、药用部位、采收等多方面的内容；在对药性和功效的描述中，也存在欠妥之处。如砒霜本为“大热大毒”之品，而历代只言其“有毒”，且“久服伤人”，以致后世医家以其治疗疟疾，因用量不当死者甚众；而“草木不分，虫鱼互混，当并而析，淄渑相混，泾渭无分”等分类混淆，也是以前的本草书籍中的常见问题。此外，自宋代《经史证类备急本草》刊行以来，又有许多新的药物被发现，或原有药物发现具有新的功效，需要进行整理。因此，李时珍深感“本草一书，关系颇重”，遂“奋编摩之志”，决定编著新的本草著作——《本草纲目》。

编著《本草纲目》之前，34岁的李时珍曾因医术精湛，被明宗室楚王聘为“奉祠”，后又被荐入朝廷于太医院任职。但他心中始终以整理、完善本草为念，而对功名利禄并不挂怀，因此任职不足一年，便托病回归故里，潜心著述。李时珍在编著《本草纲目》时，明确地给自己提出了“剪繁去复，绳谬补遗，析族区类，振纲分目”的要求。李时珍以《证类本草》为基础，同时参阅了大量文献古籍，对本草进行了大量的整理、修改和补充。他博览群书，广采众家之长，“上自坟典，下及传奇，凡有相关，糜不备采。”除了《神农本草经》、《新修本草》、《药性本草》、《食疗本草》、《本草拾遗》、《开宝本草》、《证类本草》、《汤液本草》、《救荒本草》等历代本草“凡八十四家”，《素问》、《灵枢》、《难经》、《伤寒论》、《金匮要略》、《甲乙经》等古今医家书目“凡二百七十七家”等医药学著作外，还阅读了诸子百家、历史地理、农林园艺、音乐诗歌、神话传奇等方面的大量书籍，并从中摘录了大量文献资料，仅在《本草纲目》中列出的书目就多达七百余种。为了弄清“大蒜”的渊源，他查阅了《尔雅》、《说文解字》、《后汉书》、《南史》、《千金方》、《太平圣惠方》、《普济方》、《王祯农书》、《唐韵》、《简要济众方》、《黎居士简易方》、《仇远稗史》、《爱竹谈薮》，甚至“江宁府紫极宫刻石”，有的书籍鲜为人知，有的并非医籍，有的甚至是笔记杂谈。其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务实的科学精神可见一斑。

李时珍还是一位具有革新思想的杰出的医药学家。他非常注重对古籍的钻研，但更重要的是他遵古而不泥古。在对古代文献的整理、总结过程中，首先要针对其所记载内容“综核究竟，直窥渊海”，通过实践证明无误的，方予录用。为了把前人的“舛谬差讹遗漏”以及“纸上猜度”逐一弄清，李时珍不辞辛苦，不畏艰险，访采四方，进行大量的实地调查。他亲自深入野外调查研究，足迹遍布湖广、四川、河南、河北、江浙等省，所到之地，虚心向农民、猎人、渔民、樵夫、药农及当地医生请教，从而获得许多真知灼见，既充实了自身的知识和智慧，又对文献中的谬误之处进行了纠正。例如对五倍子的记载，《开宝本草》把五倍子归入“草部”，《嘉佑本草》将其归入“木部”，李时珍经过亲自考证，得出五倍子“如雀瓮、螵蛸之类”的结论，将其归入“虫部”。这一更正看似简单，但如非深入实地进行调查实难发现，他的这种“反复谛审”的学术态度，与那些“未深加体审，唯据纸上猜度”的“本草学家”形成了极其鲜明的对比。

李时珍对待科学的态度极其认真，尤其是在药性、药效等方面。他除了对历代本草、医籍进行广泛深入的研究、整理之外，更加注重实践和实验。他再三强调“医者重在格物”，创造性地开展了简捷的药理学研究工作，堪称世界药理学研究之先驱。为了验证野苎麻根能将凝结的猪血化为水的说法，李时珍经反复实验证实，发现确有其效，从而获得野苎麻根可活血化瘀的结论。莽草是一种具有毒性的植物，“食之令人迷罔”，据记载饮服煮豇豆汁有解莽草毒的功效。为验证其真实性，李时珍将莽草的地上部分割去，以豇豆“汁泼之”，则发现莽草根腐烂不能再长，从而证明了豇豆煮汁能解莽草毒之说。这实际上是早期的毒理学科学研究方法。更可贵的是，为了获得第一手资料，李时珍还在亲自在自己身上进行实验。为了证实曼陀罗花“笑采酿酒饮，令人笑；舞采酿酒饮，令人舞”的传闻，李时珍亲自品尝曼陀罗花酒加以验证，得出“饮须半酣，更令一人或笑或舞引之，乃验也”的结论；更总结出“八月采此花，七月采火麻子花，阴干，等分为末，热酒调服三钱，少顷昏昏欲醉。割疮灸火，宜先服此，则不觉苦也”的宝贵经验，这一经验至今仍具有一定的地位和较高的参考价值。

为准确记述药物栽培方法，李时珍亲手栽培过黄芪、人参、黄精、红花、麦冬、曼陀罗等数十种药材。如《本草纲目》就记载了人参“亦可收子，于十月下种，如种菜法”，红花“二月、八月、十二月皆可以下种，雨后布子，如种麻法”等宝贵内容。

反对神仙道教，驳斥迷信思想，以唯物主义的科学态度发展中医药是李时珍学术思想的又一特色。明末时期道教盛行，世人多奉丹术以求“神仙不死”。李时珍先后批判过服箘桂、服水银、服玉屑、服蝙蝠等“长生之术”，揭穿服丹砂、服灵芝、服松脂等“成仙之说”，更驳斥“养白鸡能辟邪”、“服麻勃能先知”、“食雉肉成遁尸”等谬论，更坚决反对“吴刚伐月桂，月桂落子”、“蟾蜍吐物，人食后能越江湖”等荒谬之说，并明确指出，月亮“其中婆娑者，山河之影尔”，“蟾蜍吐物是方技诳说，未足深信”。正因如此，李时珍不时受到这股世俗势力的凌辱和歧视。但即便如此，李时珍仍毕生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不畏强权的科学斗志，勇于阐述自己的观点。他在工作中所表现出的务实精神和顽强的意志是前所未有的，而其中所体现出的严谨的治学态度和献身科学的高贵品质，又给后学之人留下一份宝贵的精神遗产。

经过27年殚精竭虑的执著努力，经过三次反复修改，《本草纲目》在李时珍61岁时方初步定稿。而后又经过反复推敲、修改，终于在其73岁高龄时完成了这部内容浩瀚的医学百科全书，惠及世界的不朽之作。深为惋惜的是，李时珍没能看到这部倾注了他毕生的精力和心血旷世巨著的出版。在他仙游三年之后，于1596年《本草纲目》正式出版。《本草纲目》体现了李时珍学术思想的最高成就，但李时珍对中医药学的贡献并非仅仅如此。在医学方面，李时珍也具有很深的造诣，其医学成就表现在中医学理论的多个方面。首先，在脉学方面，李时珍颇有心得。他著有《濒湖脉学》一书，书中以歌诀的形式将脉学理论简明地加以阐述，便于诵读、记忆，有力地推动了脉学的传播。其内容以《脉经》为纲，并采历代各家脉学之说，兼加入自身心得。其所阐述的二十七脉成为后世医家所习用，而其中的主病诗、相类诗等都与临床实践密切结合，成为临床辨证重要的参考，具有很高的实用价值，是脉学发展史上的里程碑。至今该书仍为中医药学习者的必读之书。其次，在基础理论方面，李时珍归纳、阐发了奇经八脉理论，并著有《奇经八脉考》一书。书中指出，“奇经凡八脉，不拘制于十二正经，无表里配合”，有承受、调节十二正经和其别络流溢经气的作用，并强调“医而知乎八脉，则十二经、十五络之大旨得矣”。李时珍对奇经八脉循行路线所作的考证，与现代实验证明的循行路线基本相同。书中提到的以奇经八脉理论为指导的辨证论治原则和方法，如“暴痛无热，久痛无寒”、“治崩漏涩之益之，治闭结益之破之”以及“治带八法”，都成为临床上切实有效的指导原则，丰富了临床辨治思路。对指导如妇科等多种疾病治疗以及气功养生都具有一定的意义。另外，李时珍否定了《难经》中关于“命门”的观点，提出命门与三焦为一体一用关系的理论，开明代命门争论之先声，为后世研究命门与三焦提供了更多的参考和启发。此外，李时珍在临床医学方面，亦有非常建树。他出版的《濒湖医案》、《濒湖集验方》等医籍著作，虽原书已佚，但从其它书中收辑的内容可以看出李时珍精于辨证、巧于施治、不落俗套的学术特点。他擅长儿科、妇科、骨科等多种疾病的治疗，其中一些独到的见解和创新，丰富了临床医学的内容。

综上所述，李时珍不仅是伟大的药学家，还是位名副其实的伟大的医学家，其精深的学术思想、卓绝的科学精神对后世中医药学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正如郭沫若在题词中写到：“医中之圣，集中国药学之大成，《本草纲目》乃1892中药物说明，广罗博采，曾费三十年之殚精。造福生民，使多少人延年活命！伟哉夫子，将随民族生命永生。”

2．对中药的贡献

《本草纲目》是明代伟大的中医药学家李时珍倾三十年之心血著就的一部本草学巨著，全书共五十二卷。分水、火、土、金石、草、谷、菜、果、木、服器、虫、鳞、介、禽、兽、人等十六部。每部又分若干类，即水部二类，火部一类，土部一类，金石部五类，草部十一类，谷部四类，菜部五类，果部六类，木部六类，服器部二类，虫部四类，鳞部四类，介部二类，禽部四类，兽部四类，人部一类，计六十二类。全书载药1892种，其中新增加药物374种，附方11096首，插图1000余幅。在对每味药的记述中，先“标正名为纲，附释名为目”，“次以集解、辨疑、正误，详其土产形状”，“次以气味、主治、附方”。全书纲目分明、条理清晰、博而不繁、详而有要、考证确切、论据充分，具有极高的参考价值，被誉为“医学之巨典”、“中国古代的百科全书”。《本草纲目》的成书，总结了我国十六世纪以前药学方面的主要成就。其中总结的大量药物的药性、功效等内容，药物的采集、炮制、鉴定、培植等方法以及补充的“七方”、“十剂”、“气味阴阳”、“升降浮沉”等药学理论，丰富了祖国医药学的伟大宝库，有力地推动了祖国医药学的发展。同时，书中有关矿物学、化学、地质、天文等内容，也对自然科学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

《本草纲目》在学术上的贡献是不可胜数，它在中医中药、针灸经络、食疗药膳、临床治疗，乃至生物学、矿物学、天文、地质、化学等自然科学等诸多方面都有精辟的论述。它不仅对中医药发展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而且对全世界的科学发展也有巨大的价值。此处，我们仅就其在中药学方面的贡献归纳如下：

（1）全面的总结了明代以前药物学成就：《本草纲目》作为集明代以前本草学之大成的中药著作，它全面地收集了历代本草中的各种植物药、动物药、矿物药，是明代直至建国之前载药最多的一部本草著作。为充分搜集、整理、总结明代以前的本草学成果，书中所引据的文献来源不仅有历代诸家本草、医学著作、诸子百家共700余种，还有许多只在需要时引用只言片语而未建书目者。归纳起来，《本草纲目》中所提到的明以前的各类书籍近1500种，医家及前贤1000余人，涉及全国各地的地名1200余处，可见其文献资料之广泛，内容之丰富，在这之前历代都是绝无仅有的。

全书以《证类本草》为主要蓝本，首先将历代本草中“一物重出”者合并，将同一药材的不同用药部位或不同炮制品种归为一类，将《证类本草》中的1700余味中药合并为1400余种；再参考诸家本草尤其是通过自身的实践与临床经验，新增加药物400余种，共收录药物1892种。本书对大量的古代文献中有关药物的信息进行广泛搜集整理，除药物的产地、采集、功用、主治等基本信息外，还尽可能详细地记述了药物的释名、炮制、选用入药的注意事项、临床主要适应证及相关附方等各方面的药学知识，并涉及到中医、针灸等医学理论。

第一，《本草纲目》对中药的基本理论进行了整理和发展。关于中药的“四气五味、升降浮沉、归经、毒性”等药性理论，始于《本草经》，陶弘景曾加以阐述和发展，但至唐宋本草诸家多以承古为主，在内容上并无重大突破。金元之后结合临床实践，药性理论得以丰富，但多附于散在医籍之中，缺乏系统的归纳和整理。《本草纲目》对各种散在的药性理论进行了广泛的收集整理，总结了“气味阴阳”、“五味宜忌”、“五味偏性”等理论，并对“七情和合”的内涵进行了高度的概括，还将金元并将其系统地归纳于“序例”之中，增强了药性理论的整体性。不仅如此，李时珍还结合自己的临床实践，探讨和发展药性理论，对古代文献中的部分药物的药性进行了修订，如将山楂的气味由“酸，冷”改为“酸甘，微温”艾叶由“苦，微温”发展为“苦而辛，生温熟热”。此外，在《本草纲目》所记载的多种具体操作方面，如药物的采收、炮制、煎煮等，也体现了对药性理论的发展运用。

第二，在《本草纲目》中，李时珍汲取《内经》、仲景学说、金元四大家等的医家、著作的主要学术思想，用以指导药学实践，取得了巨大成就。他以《内经》阴阳理论来分析药物的气味厚薄及升降浮沉，以五行学说说明五行与五味、五脏的关系，说明药物功效及作用原理；提倡用脏象学说来说明药物的主治病证及作用机理，反对“部分脏腑经络”的一概而论。通过对前贤医家方药的研究论述，进一步阐明药物的药性功能，加深对药物应用的理解。在河间派“六气皆从火化”学术思想的影响下，详细叙述了苦寒药化火的论点，对正确使用黄芩、黄连等苦寒之品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书中还利用了张元素、李杲等众多学术思想说明药物的功效、用法和使用注意等问题，对深化药物作用机理的理解和指导临床合理用药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三，《本草纲目》对历代中医药学成就的总结和发展，推动了多种相关学科的进步。首先，在药用植物学方面，记载了大量中药原药材的基本信息，从原植物的种植、生长、基本性状等方面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并且，书中还附有大量的药物图谱，大多为《本草纲目》自绘，与正文中所描述药物形态基本相符。两者相参，不仅对考证明代用药及《本草纲目》新增药物品种有重要的参考意义，同时也为后世药用植物学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大量的宝贵资料。其次，《本草纲目》中，介绍了众多的药物炮制方法，既包括历代文献中所记载的，又有李时珍根据自身经验进行改进和发展而来的新的工艺，许多方法至今仍在沿用。书中仅对毒性药物的炮制方法就有炒、煨、煅、升华、煮、蒸、制霜、发酵、水飞、陈藏、酒炙、醋炙等十余种。除了对具体炮制工艺的记载，书中还对炮制原理以及质量标准进行了研究，极大地丰富了制药学理论，促进了中药炮制学的发展。清代张睿的炮制学专著《修事指南》就是由本书“修治”项下材料汇纂而成的。另外，书中采录了大量的历代方剂，总数达11000余首。这些方剂中虽有少数可能引自二级文献，但大多都有明确的文献来源。而这些在书目中有明确记载的医药书籍，现今在我国各大图书馆的馆藏中，存者只在半数左右；而所录附方，现在能查到原始文献的只有四成左右。可见，许多古方是由于被收录到《本草纲目》中才得以保存下来，而《本草纲目》也成为整理、参校某些亡佚古籍的重要文献。不仅如此，《本草纲目》所载的内容中，已表现出现代实验药理学、药物化学的萌芽。书中记载的李时珍通过实验验证野苎麻根可治瘀血、白果能去痰浊、多食越瓜易生耳目病等内容，实质上具备了实验药理学的雏形，成为中国实验药理学之先驱。

《本草纲目》中还含有丰富的中药化学的内容。如书中所记载的麻黄治“中风诸证”，宜“取东流水三石五斗，以净铛盛五、七斗，先煮五沸，掠去沫，逐旋添水，尽至三、五斗，漉去麻黄，澄定，滤去渣，取清再熬至一斗，再澄再滤，取汁再熬，至半升为度，密封收之”的操作过程，实际上是利用药物在冷热水中的不同溶解度，通过反复浓缩、沉淀的办法，去除杂质，提纯有效成分的过程。而堪为经典的提取工艺，是以皂荚汁处理人尿以提取秋石的过程，其机理主要是利用皂苷类物质可与类固醇物质形成沉淀的性质，将雄激素从人尿中沉淀出来。这比国外从男性尿中提取雄索酮的相似记载要早大约400年。以上所述提取方法，至今仍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充分显示了16世纪以前我国药物化学方面的重大成就。

综上所述，《本草纲目》以历代文献、前贤的学术思想为基础，经过李时珍系统全面的总结和提炼，更加入其由实践得来的丰富药学知识和临床经验，成功地总结、发展并补充了历代本草文献的内容，使《本草纲目》成为对十六世纪以前我国药物学发展最为完备的总结，是我国中医药学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2）全面详实，系统性强：《本草纲目》问世之前，历代的本草著作对药物的记载均较简单，所述内容各有侧重，如《神农本草经》、《新修本草》等所载内容以药物的药性、功效为主，《本草图经》主要记述药物的形态、产地、生长、采收等内容；《证类本草》虽比较全面地记载了药物的药性、功效、产地、采收、炮制、附方等方面的内容，但其以历代本草记载的文献为主要资料来源，内容虽较为丰富，但对本草学发展难具重大突破。李时珍编著《本草纲目》，一方面注重对文献整理，吸收古代文献的学术营养，另一方面非常重视对实践经验的总结。因此，他不仅纠正了历代本草中出现的部分错误，还创造性地加入了不少对药物品种、功效以及临床应用的新发现、新经验，使书中所记载的药物知识的内容更加丰富，体系更加完整。书中按照“校正、释名、集解、正误、修治、气味、主治、发明、附录、附方”等条目对药物进行记述。全面系统地介绍了每味药物从名称的来源、原药材形态、相似药物的鉴别、种植采收、加工炮制，至各入药部位的药性、功效、主治病证以及常用方剂等一系列相关的信息，其内容涵盖了植物学、动物学、矿物学、中药鉴定学、炮制学、药理学、毒理学、内科学、方剂学等多学科内容。

“正误”、“发明”两项，是《本草纲目》中所独有的内容，是李时珍的又一重要贡献。他不拘泥于古训，而是以实践为依据，将历代本草文献中的“唯据纸上猜度”、“舛误”之处以及自身实践所得经验心得，首次以条目的方式系统地提出，并经充分验证之后给出结论，创造性地发展了中药学理论。“正误”的范围涉及很广，有药名、药物形态、产地、气味、主治等多方面的内容。如把实为两药而被混为一物的葳蕤与女萎分清；把同时一物而误为两药的南星和虎掌更正；把误为兰草的兰花、被误为百合的卷丹区分开；正乌贼骨“久服绝嗣无子”之误。通过正误来纠正前人本草之中的舛谬，既使精华得以流芳千古，又使瑕疵不致扰误后生，确为本草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发明”一项，主要记述了李时珍对药物观察、研究以及临床实践的宝贵经验。如李时珍依实践经验总结出三七具有“止血、散血、定痛”的功效；并在《开宝本草》记载的延胡索具有“破血，妇人月经不调，腹中结块，崩中淋露，产后诸血病”等功效外，补充了“能行血中气滞，气中血滞，故专治一身上下诸痛，用之中的，妙不可言”的临床用途，为后世的对药物的临床应用提供的药效学方面的依据，丰富了本草学的内容。

（3）提出了先进的药物分类法：《本草纲目》中，李时珍将药物按不同自然属性分成十六部，“首以水、火，次之以土，水火为万物之先，土为万物之母也。次之以金、石，从土也。次之以草、谷、菜、果、木，从微而巨也。次之以服、器，从草木也。次之以虫、鳞、介、禽、兽，终之以人，从践至贵也。” 其所遵循的这种“由微至巨”、“由践至贵”的原则，实质上是自发地运用了从无机到有机、从低等到高等的进化论的基本观点。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种分类方法是不但在国内是前所未有的，而且在整个世界范围内都是最先进、最具科学性的分类方法。

在十六部的基础上，《本草纲目》按照“物以类从，目随纲举”原则，将药物按其不同性质在各部内进行了进一步的分类，这既使所载药物便于查阅，同时又体现出了一些现代分类方法的萌芽。如以草部为例，李时珍将其所收载的611种“草”药，按其生长环境及性质分为“山草、芳草、隰草、毒草、蔓草、水草、石草、苔类、杂草”等九类。这种分类一方面蕴含了一些植被学的简单特征，另一方面也体现出了对植物亲缘关系的初步认识。如在隰草类126种药物中包含了36种菊科植物，而其中“菊、野菊、庵、蓍、艾”等15种植物是连续排列在一起的；在毒草类中，根据折茎叶有白汁流出的特点，将大戟、泽漆、甘遂、续随子等大戟科的植物罗列在一起，这些都显示出了科属分类的萌芽。

（4）纠正了本草文献中的部分错误：由于受到神仙道思想的影响，古代本草中多有服食水银、白石英、雄黄等可长生不老的记载。李时珍实际考察和科学的总结，对这些反科学的见解进行了严肃的批驳。以水银为例，李时珍指出“大明言其无毒，本经言其久服神仙，甄权言其还丹元母，抱朴子以为长生之药。六朝以下贪生者服食，致成废笃而丧厥躯，不知若干人矣！”并直言白蝙蝠“可令人不死”、“久服喜乐无忧”等“乃方士诳言”，“皆谬谈也”。另外，对“草子可以变鱼”、“马精入地变为锁阳”等传说，李时珍经实地考察，都予以驳正。

当然，《本草纲目》中还存在有“烂灰为蝇，腐草为萤，雀入大水为蛤”等缺乏科学性的提法。这与当时历史条件下，人们认识自然的客观能力有关。由于无法对微观世界进行准确细致的观察以发现某些事物的实质，人们只能从肉眼可见的事物变化中探寻规律，这就难免会出现一些这样的错误，这是可以理解的。而且，这类内容在书中仅是极少的一部分，与《本草纲目》对中医药发展的巨大贡献相比而言，可谓瑕不掩瑜。

3．对世界的影响

《本草纲目》不仅为我国药物学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而且对世界医药学、植物学、动物学、矿物学、化学等诸多学科的发展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该书问世后不久，很快就传到日本，以后又流传到欧美各国，先后被译成日、法、德、英、拉丁、俄、朝鲜等十余种文字在国外出版，传遍五大洲，被外誉为“东方医学巨典”、“中国古代的百科全书”。

《本草纲目》1596年左右首次刻刊于金陵后，于1607年传入了日本。因其极其丰富的文献资料，切实可靠的实践经验，先进的分类方法，广泛的学术内涵，深受日本众多学者的推崇，《本草纲目》被当作研习医学的重要的参考书。由于日本在文化和国情方面有众多地相似之处，《本草纲目》非常适应日本社会的需要，因此有力推动了日本的医药分离，唤起了日本本草学繁荣兴旺和各学派争鸣的鼎盛局面。

朝鲜与中医药亦有深厚的渊源，中医药与当地医学相结合，形成了朝鲜的传统医药学，古代称为“东医”。约于18世纪《本草纲目》传入朝鲜，受到朝鲜东医的欢迎，对朝鲜的医学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1799年出版的《济世新编》中大量引用了《纲目》中的附方，李朝名医洪得周所著《一贯纲目》则是直接对《本草纲目》中的附方进行编辑而成的。1969年韩国保健卫生部规定11种古典医籍上的处方可由药厂生产而无须做临床等各种试验，其中有4种是我国古典文献，《本草纲目》即位列其中，足见其在朝鲜民族传统医药中的重要地位。

《本草纲目》传入欧洲要比传到日本晚了半个世纪，但其对欧洲日益兴旺的自然科学的发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尤其是在分类学、植物学、动物学等领域。1659年波兰人卜弥格将《纲目》中的植物部分译成拉丁文，并对其分类系统非常赞赏。1696年梯文诺把《本草纲目》译成法文后，其所采用的蕴含有“从无机到有机”、“从低等到高等”基本思想的自然属性分类方法，对法国的药物学和植物学分类产生了巨大影响。随后，这部巨著又很快被译成英文、俄文等，广泛传入欧洲大陆以及英美等国，成为各国学者热衷研究的对象。在对《本草纲目》的研习过程中，法国科学家不止一次地向巴黎医学科学院报告对《本草纲目》的研究成果，而英国皇家学院院士的有关纲目的研究的文章曾在著名杂志《药物学杂志》上发表。此外，英国伟大的生物学家达尔文也在《本草纲目》中获得了宝贵的精神营养，在达尔文的《进化论》中曾多次引证《本草纲目》中的段落。《本草纲目》传入德国后，立即在德国引起了研究中药的热潮，大药厂中多采用中国的生药标本，此外还有专门研究鹿茸及鹿的书籍。

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是我国有史以来被译为外文最多的著作之一。英国著名的中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将《本草纲目》称为“明代最伟大的科学成就”，并把李时珍与西方文艺复兴时的科学巨匠伽利略、凡萨利乌斯并列，都说明了《本草纲目》的重要历史意义。

值得一提的是，国内外第一部全文英译本《本草纲目》于2004年正式出版。该译本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罗希文经过20年时间的准备，10年正式翻译工作，独立完成的一部历史性译著。这部书的出版打破了《本草纲目》翻译工作由西方汉学家垄断的局面，使我国中医典籍的英译走在了世界的前列。该译本完全按照原书内容全文翻译，充分保持其原貌，有助于西方读者更好地领略中华古代文明的伟大成就，是《本草纲目》出版史上的又一件盛事。